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不是互文。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互辞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由上下文意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意思是：文章是用来记述、阐明道理或思想的，诗是作者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志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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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诗言志，歌咏言”？
个人认为这句话是一句互文。诗言志、歌亦言志，歌咏言、诗亦咏言。诗歌以其简短的形式描写作者心中的理想与情感。正因为其简短，所以最能发挥语言文字的魅力。一首好的诗歌必定会引发读者无限的遐想！而人的理想与情感是很难具体描述的。唯有诗歌这种体裁才能利用人们的遐想，充分表达理想与情感。所以诗言志，歌咏言。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推崇的理念吗
**是的**。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推崇的理念之一。这个理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古代文艺思想的主流。志和道都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家追求的目标，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要表现作者的志向和意愿，还要承载着传递思想、弘扬正道的使命。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家们认为，文学艺术是传递思想、弘扬正道的工具。因此，他们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主题性、方向性，注重作品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启示和教化作用。同时，他们也主张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而应该追求作品的深度和内涵，承载着弘扬正道、传承文化的使命。
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理念中汲取营养，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主题性，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以载道是谁提出来的
"文以载道"出自宋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发展，经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解释得到完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诗言志，文载道
中国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以载道”等说法。这里的“志”是精神志向，“道”是道理、道德的意思。品读中国诗文，除了名篇佳作的语言之美，还可以培养自己的完善人格，洞察社会事理，明了兼善天下之道，这当是中国诗文除了雅言之美外的另一个功效。
1、读诗文以养人格
中国向来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国度，而中国“文治”又突出表现在对“道德情操”“精神志向”等方面的尊崇，这使它区别于今人所理解的指向文学艺术或科技之类的“文”。因而出现了“文人群体”这个特殊的指称。
他们身份不定，可能是文官，但也有可能是武将，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武将辛弃疾、岳飞等。
岳飞是南宋名将，他的一生为抗击金人的侵略而奋不顾身，写下了著名的《满江红》，其词句响彻云霄，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的豪情壮志。
如果是“诗言志”，那么，在唐诗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唐初的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什么感情呢？是宇宙的胸怀，是小小的个人身处浩大宇宙之中时 ，心灵最深的感触。
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又是什么样的感情？是一个人面临国破家亡时，心灵最痛苦的感触。
王昌龄《芙蓉楼送新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呢？又是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中国文化培育出的孤介傲岸的形象和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
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又是什么感情呢？这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昂扬奋发、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是灵魂深处的高歌。
通过诗词抒发情感、表明志向，突出显现中国人的浩然正气，这是属于中国人的气节。
于谦在《石灰吟》中写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自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更是潇洒肆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诗词优美而又有气势，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傲骨铮铮、正气凌然的精神面貌。所以，读古人诗文犹见古人为志而生的壮丽情怀，犹见古人浩然正气的精神人格，也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确立了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
2、察人文以明事理
诗文透露出作者的个人感悟、人生经验，其中包含了很多中国人所遵循的为人处世的道理。
唐代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写出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深沉母爱，这是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一首诗，时刻唤醒我们心中对母亲的感恩和思念。
苏轼为悼亡妻，一首《江城子》直抒生死隔离之苍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先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诉尽了夫妻阴阳两隔的无奈和对亡妻无尽的思念，其深厚的情感令人读来不免动容。
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血脉亲情，这些真挚的感情以诗文的形式表达出来，让人铭记于心。
从家庭到社会，再到人伦处世，中国古诗文是千年不竭的智慧之泉，滋养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茁壮成长的智慧之源。
3、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贯穿于中国历代诗文中的另一个鲜明主题。古诗人作者多怀抱“济苍生，服社稷”的人生理想，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诗文中表达自己浓烈的家国情怀。
诗人关注民生、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痛苦，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
千百年来，这样的诗文很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等等，无不表现出文人对家国民生的悲悯情怀。
在国家危难之际，不忘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的人也大有人在，古今多少仁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报国篇章。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些诗文的背后都是一颗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一段 ，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将担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家国意识表达得极其感人：“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诗言志，文载道，我们在欣赏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古诗文的同时，在做人、处事、治国等方面也受到了深刻启迪，助力完善我们的人格、洞察社会事理的能力和兼善天下之道，是中华民族留给华夏儿女的一份至宝。
（摘抄整理）
如何看待 苏轼的 以诗为词
柳永的词，音律谐婉，宜於歌唱；语言通俗，易於瞭解。然而，以文人词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有些内容显得浮浅淫俗，格调不高。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1]，吏部不敢放官，三变不能堪，诣。晏公曰：‘贤俊作曲子麼？’三变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晏殊固守著五代词的典雅，对柳永的通俗化，自然是看不上眼的。虽然柳词风行天下，但真正被文人士大夫所欣赏的，只是那些符合典雅规范的部分。也就是说，晏殊的观念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层的审美趣味，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偏好。宋代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蘇轼《永遇乐》词末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後，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东坡曰：‘“销魂，当此际”（《满庭芳》），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秦观的长调，如《满庭芳》（见第二讲）等，明显是受柳永影响。可是，这在蘇轼和秦观自己眼裏，却是一个弱点。叶梦得《避暑诗话》卷下亦载，蘇轼“于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在蘇轼看来，秦观和柳永之词，不可谓不精美，但终究气格不高，难以在格调上与前人争胜。而蘇轼自己正是在这一点上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将词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在蘇轼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词人表现出既不同于晏、欧，也不同于张、柳的艺术选择。如范仲淹虽然与晏、欧同为朝廷重臣，但他曾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因而他的词风呈现出多面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蘇幕遮》）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裏，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
《蘇幕遮》上阕写景，下阕抒情。在外淹留之人，见秋景而顿生思乡之念，愁思则随酒而成泪，伤情之处，尽在无声中。情思缠绵而细密，意境清丽而浑厚，语言婉转而流畅。《渔家傲》则是守边之作。苍茫萧瑟的塞外景象，艰苦孤寂的边塞生活，将士们的久戍思乡之情，一字一句都是真情流露，不加雕琢，沉郁悲壮（P48）。从这两首词可以看出，范词有婉约和豪迈两种风格，尤其是《渔家傲》所表现出来的边塞风光和征战劳苦，慷慨悲凉，凝重浑厚，对後代词风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说，范词已经超越南唐的藩篱，启示著词境新的开拓。尤其是那种沉郁苍凉的风格，成为後来豪放词的滥觞。
王安石更具开创性，他的词以抒发自我的情性与怀抱为主，进一步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转向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反思，使词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裏，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後庭遗曲。（《桂枝香》）
这首乃金陵怀古之词，笔力劲峭，意境高远。上阕写金陵之景，美不胜收；下阕抒发盛衰之感，清空一气。通过对六朝历史兴亡的反思，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P78）。这首词透露的资讯是，词的表现功能已经由应歌娱乐转为言志自娱，标志著词风正向诗风靠近。
范仲淹、王安石词中所透露出来的新变，到蘇轼才真正汇聚成一股影响诗坛的重要力量。从五代到柳永，词的生命是音乐，词的内容大都是恋情别恨，因此协律是填词的重要条件，婉约是词风的正宗。而蘇轼以他天才式的开拓性，突破了这种传统精神，推动了宋代词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词坛上开辟了一种新境界。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2]：
第一，词与音乐的初步分离。词本来就是合乐而产生的，因此在词的最初阶段，音乐性重于文学性。在蘇轼之前，词必须协律而成为可唱的曲。当然，蘇轼也未必完全废弃词的音乐性，他的许多词都可以入歌，如《蝶恋花》的“花褪残红青杏小”，为朝云所歌；《贺新郎》的“乳燕飞华屋”为秀兰所歌。因为蘇轼本人是懂音律的，《苕溪渔隐丛话》说蘇轼改《归去来辞》为《哨遍》，使入音律；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词，他取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稍加改动，使就声律，作《水调歌头》。然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并不注意歌唱。因此，前人多以蘇词不协音律为病，晁补之说：“蘇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吴曾《能改斋漫录》）李清照在《词论》中也说，蘇词“往往不协音律。”如此看来，蘇词虽然没有完全否认词的音乐效能，但的确有摆脱音乐性的趋势。蘇轼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不懂音乐，也不是不能作可歌的词，而是在为文学而作词，不完全是为歌唱而作词。这一转变，就使得词的文学性重於音乐性。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诗，多不协律。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於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也就是说，蘇轼仗气使才而作词，不喜欢被音律所束缚，故将音乐性置於文学性之下。
第二，词的诗化。词与诗的区分，在形式上容易识别，但在句法和风格上却不容易说明。前人在诗词个性的界定上，一般将“诗庄词媚”作为两者分野的基本界限。洪亮吉《北江诗话》说：“诗词之界甚严，北宋之词，类可入诗，以清新雅正故也；南宋之诗，类可入词，以流豔巧侧故也。”这说明诗与词界线分明，最要紧的地方在於风格上的清新雅正与流豔巧侧，也就是所谓的庄与媚。然而，蘇轼却不遵守这种正统的理论与因袭的精神，以清新雅正的字句，纵横奇逸的气象，形成了诗化的词风。李清照《词论》说：“蘇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自然对蘇轼的这种作派不满。陈师道《後山诗话》也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将蘇轼在词史上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倒也恰当。只不过陈师道批评他们都“非本色”，这反过来说明韩诗蘇词的新变的确偏离了正统的轨道。因此，前人一般将蘇词归入别格而不算作正宗。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蘇词的开拓，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提升了词的品味和格调。
第三，词境的扩大。在蘇轼之前，词的内容以恋情别恨为主，范围狭小。蘇轼不受此种束缚，不管什麼题材、思想和感情，都可以用词来表现。同时，他还以豪放飘逸的作风，代替了以前婉约柔靡的格调，扩展了词的意境。在蘇轼的作品裏，他无所不写，或吊古伤时，或悼亡送别，或说理咏史，或写山水田园，内容广泛，情感复杂。而且，他以其杰出的才能和丰富的学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豪放飘逸的词风。蘇词所取得的成就，从内容与形式上突破了词原有的狭窄传统，也替南宋的爱国词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可以说，蘇词是对词史的极大丰富和提高，它推动了词的积极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四，个性分明。蘇轼以前的词，因为内容表达、语气句法、格律情调的相近，虽然在艺术水准上有工拙优劣之分，但作者和作品的个性却极不分明。因此，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的词，经常混杂，有许多作品，到现在仍无法辨明。蘇轼的词，都有具体内容，因为他经常在调下加题，事实分明。而且，蘇轼在词中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和生活情感，运用自己的语调句法，於是鲜明地呈现出作者和作品的个性。因此，蘇词决不会与冯延巳的词相混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一作崩云），惊涛拍（一作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一作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以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惟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运算元·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赤壁怀古》和《赤壁赋》，情文并茂，同称杰作，也同样充满豪放飘逸的精神。上阕写赤壁月夜如画的江山，起笔点出江流浩荡，高唱入云，无穷兴亡之感，已先揭出。乱石惊涛，千堆雪浪，笔力雄劲，令人惊心骇目。一面是怀古，一面是伤今。下阕借历史人物的描写，表露自己因上的失败，贬谪江湖，事业无成，早生华发的感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水调歌头》是中秋夜怀念弟弟蘇辙而作。上阕因月而生天上之奇想，下阕因月而感人间之事实。挥洒自如，不假雕琢，而浩荡之气，超绝尘凡。起句破空而来，奇崛异常，而因问之不得其解，乃有乘风归去之愿，此愿既然无法实现，则唯有徘徊於月下。上阕至此，一气呵成，自由奔放，有天风海雨人之势。下阕写月光照人，无法成眠。以下愈转愈深，自成妙境。写月圆人不圆，颇有恼月之意，反思则人月无常，自古皆然，又有替月分解之意。结尾更进一层，既然人月自古难全，唯有各自善保，籍月明心，永不相忘。《江城子》是悼亡之作，真情郁勃，句句沉痛，音节凄婉。起句言死别之久，相隔之远，然後设想相逢不相识的状态。下阕忽然折到梦境，轩窗梳妆，犹是十年前的景象。“相顾”两句写相逢之悲，与起句呼应。结尾伤情“肠断”，无可复加。《卜运算元》自比孤鸿，表现自己在贬谪中孤高傲世的品性，辞意极为深厚（P88）。
从蘇轼的这些代表作品来看，蘇词内容广泛，境界高远，打破了词的严格和因袭传统的精神，开拓出阔大纯清的新气象。不过，蘇词的这种拓展，历来为正统词论家所批评，如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词当以婉约为正宗，豪放是别格：“论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非本色，非有识者之所取也。”“非本色”是批蘇词的重要理由，《四库提要》甚至明确将蘇词比拟为唐诗中的韩愈：“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当然，也有人能纯粹从词史的学术立场出发，摒弃正宗与别格的价值判断，对蘇词的新变作历史的评价，如胡寅《题向子（？）〈酒边词〉》：“柳耆卿後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於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王灼《碧鸡漫志》则具体指出了蘇词对宋代词风的革新意义和价值：“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总之，蘇轼是宋代词坛的革新者和开风气者，因为他的努力，为宋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两宋词风的转变过程中，蘇轼是关键性人物之一。当时如黄庭坚、晁补之、毛滂等人，词风受蘇轼影响较大。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鸝。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裏，红露湿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黄庭坚《水调歌头》）
曾唱牡丹留客饮，明年何处相逢。忽惊鹊起落梧桐。绿荷多少恨，回首背西风。 莫叹今宵身是客，一樽未晓犹同。此身应似去来鸿。江湖春水阔，归梦故园中。（晁补之《临江仙·和韩求仁南都留别》）
溪山不尽知多少，遥峰秀叠寒波渺。携酒上高台，与君开壮怀。 枉做悲秋赋，醉後悲何处。白发几黄花，官裘付酒家。（毛滂《菩萨蛮》）
这些词，或得蘇词的豪放，或得蘇词的飘逸。黄庭坚有一部分词接近柳永，有一部分受蘇轼影响。晁补之、毛滂虽然没有蘇轼的气魄与风格，却深受蘇词的影响。到了南宋，蘇派的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将蘇轼的词风进一步发扬广大。尤其是辛弃疾，成为蘇轼衣钵的继承者，领袖著南宋的蘇派词人。
参考资料：唐宋文学
聂耳是怎样为 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
1935年2月，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 。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扩展资料：
义勇军进行曲社会影响：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精选了《义勇军进行曲》不同时期21段珍贵录音，编辑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录音珍版典藏》唱片。10月，中国书法家协会举行了60位书法家同书国歌展览。
2010年5月9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人民画报社主办了《国歌》大型主题书法集 。9月9日，以《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事件为中心而创作的电视剧《国歌》在电视台与湖南卫视播出 。
2011年，河北省英烈纪念园建成国歌广场，并为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与夫人安娥塑像 。7月，以聂耳与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为核心内容的音乐剧《国之当歌》开始演出 。
2015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纪念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 。5月15日，“爱我中华·唱响国歌”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青少年文艺汇演活动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该活动在全国十几个分区开展 。
2015年18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推出了首本国歌画册，收录300多幅图片 。8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委约音乐评论家陈志音创作了《我们的国歌》。同月20日，艺术家秦怡参加央视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录制，在节目中讲述了国歌的故事 。
2016年9月2日，纪念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80周年图片巡回展在南京启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义勇军进行曲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学以致用出自哪里
“文以载道”出自宋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载：装载，引申为阐明；道：道理，泛指思想。指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
“歌以咏志”出自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歌以咏志”：唱这首歌来抒发我的志愿.歌：动词，歌唱。以：连词，同“而”，连接“歌”和“咏志”两个动词。咏：用诗歌来抒发。志：心愿，胸怀。
“学以致用”最根本的是要把理论的知识和实际的应用要联合起来，由浅入深、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学到的东西要经常揣摩，真正地理解其含义（包括使用的方法，注意的事项）然后按照理论的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再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新的知识来解决，就这样相互促进学习，逐步加深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
聂耳和冼星海的歌曲特点?（要详细）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1]，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救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
其中《黄河大合唱》是最杰出的大合唱影响最为广泛。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简介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黄河大合唱》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秋冬，作者随抗日部队行军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
嘉庆皇帝写过的诗有哪些？
1.《知过堂自责》
圣人无过额只过，予过诚多愧寸心。
政教不能化民俗，立纲犹未肃官箴。
言多迎合身家重，事总因循习染深。
克己省愆惟自责，形端表正勉君临。
简介：嘉庆处理完和绅事件后，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机，鸦片的流入，禾草的难题等等。但是嘉庆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于是由感而发。
2.《赞双鹤斋》
结构年深仿惠山，名园寄畅境幽闲。
曲蹊峭茜松尤茂，小洞崎岖石不顽。
简介：廓然大公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本景亦称双鹤斋，位于舍卫城东北面，是园中一组较大的建筑，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而建。主体建筑北濒大池，园内景色倒映水中犹然两景；另有诗咏堂、菱荷深处等景点。
3.《恭录嘉庆七年御制骂廷臣诗》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4.《味余书室全集序》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幼而习，长而行，安身立命之处，必应以经书为标准。我朝龙兴辽沈，国语骑射，诚为最要根本，固应亿万禩敬承勿懈。然为海宇之主，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故天家子弟六龄即入上书房，从师受业，陶冶性情，涵濡德义，日亲宿儒，克勤力学。虽才质有不同，聪钝有互异，而化其骄泰之性，使知孝弟之方，悟经书之奥，功非浅鲜矣。视彼前朝太子，偶一出阁讲学片时者，奚啻天壤之分哉！予悟性迟钝，乙酉年入学，从觉罗奉硕亭先生读书；至壬辰年而五经粗毕，从谢东墅先生学今体诗；至丙申年始从朱石君先生学古文，并古体诗，直至今日。时于几暇，仍相商酌讨论，书窗景况宛然如昨也。
5.《谒陵恭纪》
珠丘王气远来东，襟带山河势郁葱。
峰岭连延培地脉，松楸飒沓起雄风。
龙髯何处攀兜率，鹤御遥知荫闷宫。
咫尺鼎湖心祗肃，来孙翘首望苍穹。
凄凉秋露又逢时，展拜何由慰母慈。
绕膝当年成梦想，垂云今日系遐思。
流光三载圆灵印，饮恨终天隙影驰。
凤葢苍茫无处觅，仰瞻霄汉不胜悲。
嘉庆简介：
嘉庆帝颙琰，清高宗弘历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名永琰，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为皇储。五十四年（1789）被封为嘉亲王。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 。
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颙琰即位后，倾尽全力，大举围剿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
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颙琰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
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帮助清朝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居心叵测的要求，明智地严辞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
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衰亡。
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河北易县清西陵之昌陵。子五人：第一子未名夭。第二子宣宗。第三子惇恪亲王绵恺。第四子瑞怀亲王绵忻。第五子惠端亲王绵愉。道光帝即位，于“孝恭”前加上“光裕”二字。
聂耳信息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党领导的人民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1959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聂耳字子义（亦作紫艺），1933年初加入中国党。1935年所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聂耳从小喜爱音乐（原名聂守信，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歌曲的影响。
聂耳四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当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象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厂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927年，大刚刚失败，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30年夏，十九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 1931年4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练琴坚持在六个小时以上，专心致志，毫不旁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学习作曲，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 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他还到天桥去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932年11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生命，艺木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933一1935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反动派对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1931年4月，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风起云涌，此时，聂耳结识了党员、戏剧家田汉。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32年赴北平参加音乐活动，不久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党。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在此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
1935年1月，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承担了为之谱曲的任务。他于3月中旬开始创作，几经修改，4月下旬将定稿交给电通公司。《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1935年5月8日，上海《申报》《时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词谱；9日，百代公司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它一诞生，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的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惧流血牺牲，英勇冲锋陷阵，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而要逮捕聂耳。聂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2009年9月10日，在宣传部、组织部、部、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聂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